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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平台:媒体2万字长文谈法医:故事足以拍N部悬

时间:2019-03-31 13:25

  原标题:我们是法医,我们的故事足以拍N部悬疑电影!

  导语

  长安君(ID:changan-j):2万多字的长文,在碎片化阅读时代,你,能一口气读完吗?

  这篇,保证能!在上班路上,长安君点开之后,就没有放下,还差点因此错过了下车。这是一群重庆法医的故事,有扣人心弦的现场,也有感人至深的瞬间;充满了伦理的困境,也不乏人性的幽暗;但越往深处走,越能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,制服之下,内心的缝隙,与由此照进的光。

  2018年,重庆现行命案破案率:100%。每一个法医的名字,都嵌进了数据,嵌进了历史。

  重庆北碚,同康路1号,好多年在导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,最近才能搜到全名: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。

  这是一处洼地隆起的小山坡,绿油油的风总是抢着带来远处缙云山的花期。法医科在一楼,常年垂着遮光帘或者纱窗。这里的人大多走路极快,卷起三尺高的气浪,微微掀开帘子一角。

  法医宋若冰24小时高烧不退,他去了医院,跟医生说,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么虫子咬了。医生嘴角牵动了一下:“哦,跳蚤……咬哪里了,让我看看。”

  衣服脱下来,医生啧啧一声吸了口气。那是一整块看不到完好皮肤的后背,密密麻麻疙瘩覆盖着疙瘩,小疙瘩重叠着大疙瘩,凹凸不平,红得瘆人。

  前一天,宋若冰去出勘了一个现场,偏远、密闭的农村小屋,一具高腐尸体,没有运输尸体的条件,又必须尽快解剖。屋里屋外都是死者收养的流浪狗,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蛆虫、苍蝇、跳蚤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虫子,在狗身上、在屋子里狂欢。

  宋若冰是踩在一层蛆虫上做的解剖。4个多小时,有了那一后背的疙瘩。

  出门的时候,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压压盖满了虫子,在蠕动,在飞,或者吃得太饱一动不动。村民喊:“不要动!眼睛嘴巴闭起!”抓起杀虫剂就往他后背喷,喷落一地的黑物。

  输了3天液,宋若冰退烧了,疙瘩也慢慢消了。从此后,家里落下一个规矩:但凡出勘现场后回家,家人都会烧好一桶滚烫的开水,放在门口,他必须脱得只剩内裤,把衣服扔进开水桶,人直接冲进卫生间洗澡。

 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,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,几乎每个人,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,跟职业有着隐秘的联系。

  职业要求他们守口如瓶,沉默如海,而这些秘密是一个起点,让人重新认识法医这个职业,重新发现人间。

 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,法医科的微信群突然弹出来几张室内血迹照片。法医周洋的岳母腿部受伤,一个裂口,出血量较大,需要缝针。

  岳母是淡定的人,从容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。周洋是更淡定的人,法医都学过4年临床医学,心中不慌。他用手机拍下室内血迹形态、轨迹、位置,不说岳母受伤,也不讲伤情,发到工作群,喊大家分析。

  科长夏鹏心里暗暗点了个赞。随手拍随手记录随时查案,这是他理想中的团队日常。他自己眼睛被撞伤,也是每天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,一起讨论陈旧性伤痕和新鲜伤痕的对比。

  很快群里就有了答案:根据血迹形态和血量分析出了伤者伤情,根据血迹滴落方向和足迹位置关系,分析出了伤者受伤部位。

  法医的家人,要学会在这种时候,不怄气,不打人。法医同理。

  夏鹏的女儿在读小学,散步的时候,父女俩看到一只死在路边的蝉。女儿问:“你说,它怎么死的?”夏鹏哭笑不得:“这我怎么知道。”女儿继续穷追不舍:“那你把它解剖了吧,解剖了告诉我它怎么死的。”女儿有一只公仔熊,从小就好奇肚子里有什么,她安排爸爸:“你去把它解剖了!”

  李卡纳的办公室文件柜塞得最满,除了工作资料,还有他全部的制服,堆堆叠叠。家人要求,他出完现场都必须在单位清洗,换好便服才让回家,包括鞋子。

  一个刑警,家里没有一件工作制服。

  最好的“感同”,是“身受”——出过现场的衣服,解剖穿过的衣服,气味会钻进布料纤维,会附着在上面,散不散,好久散,看情况。

  夏天的时候,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尸,5个小时后出来,我离他两米就开始反胃。他常年剃着光头,没有头发,仿佛就不会藏气味。但当他突然把光头凑过来,那一瞬间,我觉得鼻子撞上了一堵墙,晃了几晃才稳住——我第一次知道,臭是有重量的,是一个厚重的平面,压在人鼻子上,口腔里,肺腑里,毛孔里,需要若干时间,靠人体的代谢,一点一点从毛孔把气味挤出去,排出去。

  这是法医的小恶作剧,惊吓外行,算是翻开了《法医学》第一页。我是在这个时刻,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纳那一柜子的警服。

  法医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——酒量都深不可测,不分男女。

  往上数,他们都记得,师父的师父就教会了师父,一个代代相传的行业密码:工作结束,喝酒消毒。

  我问过他们,喝酒消毒有什么科学依据?每个人都诡异地笑一笑,不答。周洋说:“法医本质上是一种很压抑的工作。”

  去过现场的人会找到一个解码器:死亡是一团灰霾,走进去,穿出来,霾尘总要在心上落几粒。酒是一种燃烧与浇灭,一种稀释和挥发。

  职业会有比人更漫长的耐心,来悄悄渗透人。

  王小伟是山西人,北方汉子,高大威猛。路上遇到搭灵棚办丧事的人家,他会绕路走,绝不从中间穿过,也不从边沿通过,他绕很远,从另外的大路转过去。这个小禁忌他很少提,同事都不知道,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,跟职业双生,伴行。

  “是怕吗?”“不是。就是心里不舒服,堵着,压着。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脸。”

  王小伟解剖的时候有个习惯,他会给死者合上眼睛,如果实在合不上了,就用一条毛巾盖上。有时候,解剖是在晚上,殡仪馆很静,他只听到自己手表上秒针走动的声音。

  人是矛盾的。条件允许的时候,他不喜欢戴口罩解剖,“口罩在吸气的时候是挡不住气味和有害物质的,呼气的时候,大量的有害物质又聚集在口罩内侧,会更臭。”他近视,尸体细目要凑很近看,就在鼻尖下。

  他很认真地说“警服辟邪”,“战衣会给人心理暗示,给人力量。”

  刘振江也是山西人。他经常开车去远郊玩,村道乡道的路边,有时候一拐弯,就在路边几米的地方,一个或几个墓碑突然就杵进了视野,他会赶紧侧开目光,不看。不看墓碑,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,是他的小秘密。

  谢玉波吃午饭的时候,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,有人凑过来,他会赶紧锁屏,若无其事。我瞄到一眼,他看的是《长生不死》。

  他们都无法解释这些小秘密,并不是恐惧,但又比常人纤细敏感。如果没有罪恶,没有杀戮,他们的秘密,会跟我们一样,仅仅是藏进鞋底的一卷私房钱。

  “万物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”。

  所有现勘法医,都会有一个时刻,是“死者”,或者是“凶手”。

  一条穿越农村的公路上,躺着一个像在熟睡的醉汉。大清早的雾霭罩下来,清扫路面的人走近了,才发现不对。人已经没有气息,地面、护栏、行道树、路基下的排水沟、田坎……来来回回到处是血迹。

  李卡纳勘查了现场。在各处血迹的附近,有烟头、烟盒纸、餐巾纸,经检验都属于死者。死者手掌裂创,腹部大裂创,一个悲惨的现场。普通人都会觉得是凶杀,法医们说不是。

  桌上的4个空烟盒像堆积木一样,叠在电脑前。这是现勘回来的次日上午,9个法医,3个小时的口粮,见底了。老规矩,所有现场,出勘法医回来后都要迅速把搜集的各种资料、图片做成PPT,整个法医科当日在单位的全员查案。

  法医科科长夏鹏经常会挖一个小坑:即使案件已经告破,他还是不讲答案,甚至在提问的时候故意干扰一下主流思路。大家都在PPT里重新勘查一次现场,脑力激荡,各讲各理。

  法医有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分析系统:通过两处裂创的生活反应推定受伤先后顺序;血迹可推定死者生前经过、停留信息,合并其他物证,可重构死者当时的行为逻辑……最终一点一点串起1号到N号物证牌之间,死者的行动路线、方式。

  这是重物碾压导致的致命伤害,是一场交通事故,不是凶杀。

  周洋胖,说话走路都是法医科最慢的人,但每句话之间逻辑衔接,像木匠老师傅打的榫头,稳,结实。他开始进入死者视角,从手掌受伤开始重构现场:致伤工具是什么?受伤后行动路线是什么?45度倾斜的排水沟,根据血迹,死者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?在哪些地方停留时间较长?重新回到主公路,最终在哪里遭受意外?车辆行驶方向是什么?当场有无停留?

  研判室关着灯,只有投影亮着,那个死者像复活了一样,跟着周洋的讲述重演了这个致命的夜晚,一路走,一路流血,几百米内的死循环。

  一个潦倒的中年人,在一个寒冬夜晚的命运,在烟雾的那一头,传送门的另一边,无法逆转。

  每个法医的脸都藏在香烟腾起的雾中,看起来冷,硬。提问也平静,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听起来,瘆,不近人情。

  真相从来不讲人情。比如与此案相反的,是伪装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。

  也是一条乡村公路,路边的荒地、草丛,蔫哒哒的。路上人烟稀少,隔很远才看得到农家的房子。

  终于有过路的人,发现路边草丛,倒着一辆摩托车,再看,摩托车下压了一个人。死者是个中年男人,头部有严重损伤,脸上血糊糊,看不清。

  太像是一场交通事故了——摩托车被迎面撞起,车和人都飞出去,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丛中,人被摩托压在下面,头部受伤。可能也有短暂的意识,但已没有能力求生。

  也是李卡纳去勘查的,他说不是事故,这是一场谋杀。

  法医科的研判室又开始腾起新一轮烟雾。交通事故造成的颅骨损伤,与其他钝器造成的损伤有很大区别,致伤工具是一门专业的学问。死者的头部损伤,放大看,显然是钝器导致,法医们甚至可以准确描述出,是什么形状、质地、大致质量的钝器。

  另一个关键信息是,死者死亡前不久,购买了高额车险,受益人是亲人。

  案子破了。这个跑摩的男人,在死前的最后时刻,都不知道是亲人想要他的命。人间的关系,有太多寂静岭上散不开的浓雾,彼此之间都看不清。

  有时候,法医也是“凶手”。模拟凶手那样去杀人。侦查实验,在影视剧里,往往被称为“双面法医”。

  夏夜的同康路1号,静得像在山里,半个巴掌大的飞蛾呼啦撞击办公室的灯,一惊一乍的。白色灯光透着寡淡的冷,杨小城一个人在办公室,拿一把打开的瑞士军刀,用刀背戳自己,肋下、肩膀、胸口、脖子……一边戳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。从门口看过去,他背后是窗外的黑幕,幽幽的巡逻灯无声地闪过。

  上午杨小城出勘的现场,两个同室居住的男子,甲杀害了乙,然后自杀。案件发生在头天深夜,ag平台万物熟睡的时刻。两个死者,凭什么说是甲杀害了乙,而不是相反?

  死者已逝,活着的人咬牙说,就要一个真相!他们是他们的亲人,他们记得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爱和笑。

  依据来自科学实证。乙身上十几处裂创,哪些可以自主形成,哪些不能,每一处伤口刀口方向是什么,行为人握刀的姿势是什么,正手还是反手……每一处信息都有指向,每一个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。

  我说法医你把刀换成笔吧,打开的刀子容易误伤自己。杨小城不以为然笑了笑:“用笔看不出来刀口方向”。他继续挥舞,我马上往后退了大半步。

  根据调查,两个人曾经是好友。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,摸黑行凶。友情是在什么时候破碎,碎片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扎进了心灵的最深处,滴血成恨,最终酿成了悲剧?这些往往是证据解不开的部分,是人文学科的部分。

  我问过法医们,这个工作总是要潜入人性的黑潭里探查,如何让自己采光?

  每个人都没有直接回答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。

  世间有八百万种死法,就有八百万种侦查实验。巩强做过一个自杀实验。

  秋冬的长江和两岸,是一条沉甸甸的铅灰色飘带,铺向天空的那一头。一具混着泥沙的铅灰色的尸体被水流冲到了枯萎的草丛中,尸体的胸腹、上臂、裤裆等部位共绑缚着10块石头,大小形态各异,总重量超过了25.5公斤。绳索走线方向混乱、复杂,打结上身紧,下身松。

  侦查获得的各种证据都不支持是他杀。自杀?怎么可能?人怎能以这样的造型,对自己五花大绑,沉重的躯体还能自主行走到江中?

  巩强沿着江岸一直走,一路寻找跟死者身上材质相同、形状接近、数量一致、总质量相同的石块。

  他按死者身上绳索的走线方式、石块绑缚的位置、绳结的松紧程度,全程一个人,在自己身上,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,并缓慢移动ag平台,证明自己可以完成绑缚和沉江。

  那是个绝望的中年男子,但若把时间再往后推半年,光线就能照进生活,只是他不知道,就这样决绝地沉落。

  巩强绑完自己的时候,心情复杂。确认答案的时刻,对大多数人是good,对法医来说,不一定。

  绑石头沉江,证据不会消失。有的罪恶,会以清洗、丢弃、损毁的方式去消灭证据,但证据举头三尺,它看着你。

  一个水库边的夜晚,荧光幽幽,一位老人被杀害的证据浮了上来。

  水库背靠山梁,面朝更广阔的开发区域,远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长,水库边躺着的老人,从这一天起,再也看不到未来成片连天的样子。

  李卡纳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傍晚,他测了水库的水温,又记下了当天的气温。尸体颅骨被砸成几十块碎片,身体已经呈巨人观,被气体胀满。根据腐败程度,死者已经死亡两天以上。前两天下过雨,痕迹似乎消失了。

  水库边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现场,他是被拖拽到水库抛尸的。必须要找到抛尸的路径,获取一些关键信息。

  法医们有方法,可以让隐藏的证据浮现出来,但要等到天黑,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。

  夏天最后一缕残红沉进了水库,水面没有风,安安稳稳地铺平。霾重,月光穿不过来,正好。

  李卡纳和痕迹的同事,打开电筒,把“手里的秘密武器”摇散,喊了声,“走”。几把电筒、手机光源同时关闭,周围突然一黑,像泼天的墨扣下来。

  李卡纳沿着推测的抛尸路径喷洒过去,我看到罪案影片里的那一幕:幽幽的荧光蓝,点状、圆团状、条状,沿着房子门口的泥土、草丛,一闪一闪通往水库。

  那是血,死者的血。

  刑警在拍照,除了镜头的声音,几乎没有人说话。每个人都从那条蓝光带上,看到了那个同样的夜晚在回放,看到了凶手慌乱凶残的动作,停留、转移、掩藏的路径,和另一个生命的永别。

  致伤工具是另一个关键点。李卡纳有些执拗的坚持,他要把破碎的颅骨拼回去。老人的颅骨太碎,被钝器重击成几十片,解剖的时候,碎成了胡乱的一堆。囫囵的死因好说:大质量钝器造成的颅骨机械性损伤。但这不够:具体是什么钝器?击打的位置和顺序是什么?哪一处伤是致命伤?这需要把颅骨拼接还原,观察骨折线。

  人骨拼图,是在法医科二楼的实验室完成的。李卡纳和周洋两个人,前后用了两周。

  蒸煮过的颅骨,去掉了软组织,颜色变深,凑近了,依然闻得到臭。骨片有厚度,裂口形状在正反两面也呈现细微的不同,最小的碎片直径只有两三毫米,几十片,颠来倒去,毫无头绪。

  实验室的空调调到了最低的22摄氏度,我觉得冷,周洋还在飙汗,衣领很快湿了一圈。

  两个法医拼颅骨的时候,很少说话,空荡荡的实验室却有一种紧绷感。像是那个死者,在无声地讲述一些事情。

  每拼好一块,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小欢呼,又马上抓起下一块。看不见的致命钝器,渐渐浮现在颅骨的上方,人字缝,矢状缝,骨折线从哪里开始,哪里结束,法医的眼睛,看到了一幅图。

  案件破了,是游手好闲的熟人青年,为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。老人生前跟凶手说的最后一句话,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树摘下来的新鲜李子。

  这个拼好的颅骨,至今放在法医科的实验室里。因为缺损几块骨片,有一个黑森森的洞,像来自深渊的凝视。李卡纳有时候路过,会从窗外看一眼。

  谢玉波曾经最焦虑的时候,一周没有回家。以前为了破案,他把头发剃光,在脑袋上画来画去,看损伤,看骨折线,那次不行,那次是碎尸案,死者身份不明。

  那是一片城乡接合部的野地,大量尸块不规则抛撒,高度腐败,农家散养的狗衔走了骨头。有价值的信息太少了,唯一能确认的是,死者是一个男性。

  重庆命案侦破率,近年保持在全国前列。数据背后都是人,无数人的无数个小时,昼夜不计。每个法医,每个刑警,都有同一种怕,怕自己掉出这个数据以外,成为孤零零的那个“未破”。

  谢玉波很慌,命案前期的压力都在技术人员身上,给侦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错,毫厘就是千里。可是方向在哪里?死者是谁?

  法医科根据骨骼等信息,分析死者年龄,差距最大达到20岁。这是被特殊处理过的尸体,信息误差很大。“入职多年,我是在这个时候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。”谢玉波总觉得自己少捕捉了一点什么东西,就那么一点点。

  那些天,他失去了生物钟。吃和睡,有时在一个查案的缝隙里,有时没有。他座位的前后左右,杨小城、宋若冰、周洋,轮流陪他加班,查资料,做比对。一周下来,谢玉波瘦了10斤,泡乎乎的两颊,开始有了骨骼的形状。

  有一阵,谢玉波眼里全是蛆。他每天都盯着死者身上的蛆虫大图看,对比各种资料上的蛆虫,从蛆虫的生长去倒推抛尸(死亡)时间。悲剧的是,谢玉波是法医科狂热的米饭热爱者,对一粒粒白米饭的爱,远远超过各种菜品。讲到这里,他突然警惕地摇头否认:“不不不,我没有这样去联系,我没有……”

  总会有一条小路通往真相,那一点点最关键的信息,是牙齿。

  死者有假牙,法医跟侦查部门一起寻找,周边43家可以做假牙的机构,一家一家筛查牙齿建模。抓到凶手的时候,他还在那间杀人分尸的屋里住着。

  两个打工的中年人,租住在一起,都是些生活龃龉,谁业务好点,谁脾气大点,犄角旮旯,柴米油盐……法医看过太多这样的“五毛钱”杀人,恶有万千种形态,而杀人的,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,对他人,也对自己。

  真相不会消失。沉下去的会浮起来,抛撒开的会重新聚拢。讲那些处心积虑的谋杀和毁尸灭证时,周洋幽幽接了句:“高智商杀人?呃……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团队的整体智商和经验,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杀手智商高过我们。”

  谢玉波稍有不同:“杀人本身,就是低智行为。”

  无论多么复杂缠绕的推理小说,都会有同一个铁打的价值宣示:正义战胜罪恶。而通往这个价值终点的过程,是智力比拼。法医这个工作,几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说的复刻——在现实版的浓雾模式中,准确找到关键点位,一颗一颗布下北斗七星,最终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天罡北斗阵,豁然开朗。

  因此,法医们面对的其实不是尸体,而是尸体背后的人,人的逻辑、心理、情感。

  偏远农村的夜里,一对中老年夫妻死亡。连通屋外的两处门都关着,一处有抵门杠,另一处被救援者撞开。门后的狭长通道有板凳,板凳上有锅。女子死在饭厅门边,身上有四种工具导致的损伤,男子死在厨房地上,头和手有至少两种工具造成的损伤。根据勘查检验,一共有四种致伤工具:螺丝起子、羊角锤、普通切菜刀、大质量砍刀。

  是第三人作案?密室杀人?还是杀人后自杀?谁杀的谁?用的什么工具?先后顺序是什么?

  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个现场,是一个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和法医学知识,通过严密的逻辑,进行复盘的案件。

  墙上投影亮了,研判室灯灭,声音像从屋顶传来:“天黑请闭眼”——

  “根据死亡时间推定,这是夜里发生的案件。多种致伤工具的使用,可看出杀人者有更换工具的过程,为什么工具会更换?为了更趁手,越换越趁手。这一过程也可看出整个案件不是瞬时的,而是一个延续的过程。”

  “当天晚上,夫妻两人发生了争执,从卧室被翻动的痕迹,和存折上显示的信息看,疑似为钱。最先发生肢体冲突的位置,是在妻子卧室,在争斗中丈夫用疑似撬锁的螺丝起子,戳伤了妻子头面部一处。孔状伤口可证。”

  “妻子抓起羊角锤,敲击丈夫头部还击,有平面一侧接触丈夫头顶部,月牙形表皮伤和脑硬膜圆形凹陷可证。由于女性力量较弱,或不想致对方于死地,因此未造成颅骨骨折。”

  “丈夫夺过羊角锤还击,此时工具转向,羊角面朝向妻子,头部四组对称性伤口(羊角)可证。”

  “妻子向屋外逃跑,沿途滴落血迹可证。走到其尸体发现位置,即饭厅门边的时候,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来继续砍击妻子头部,造成妻子头部第三种伤口。此时妻子因受伤体力不支,倒地。地上血泊可证,倒地停留有一定时间。”

  “丈夫回卧室翻找东西,推测是钱或存折,推测心理疑似两种,一种为逃跑,一种为送医。”

  “丈夫返回妻子倒地处,并将妻子扶起,坐地,背靠在门上,门上扇形血迹可证扶起过程。妻子救治无望,但推测尚有一丝气息,丈夫回到厨房,拿砍刀砍杀妻子脖颈处,造成动脉、气管横断。妻子死亡。”

  “丈夫回到厨房,在对自己脖颈处反复试切后,选择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杀。”

  “现场没有第三者进入,抵门杠完好,门后通道的板凳和锅,是主人的防盗设计。”

  侦查员最终的调查,印证了周洋的复盘。妻子对家庭财务控制极严,丈夫又很爱喝酒,那是春节前,是人们都喜欢喝两杯的时候。

  复盘完成,周洋说了句:“不过……我觉得……这是个悲伤的故事……”

  “精神上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,事后大多沉默……”法医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隐身人,他们偶尔点赞,几乎不发言。

  死亡从来不只是九画写成的两个字。

 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来,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给妻子打个电话。解剖那几个小时,法医都是处于失联状态的。他和妻子女儿,甚至不能忍受几个小时的“失联”。

  夏天的一个中午,办公室只有我,他说:“我不能想象,以后女儿长大了,慢慢有自己的圈子,自己的世界,而我逐渐退得越来越远……我没有准备好,永远都没法准备好……”女儿还在读小学,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老年的苍茫。

  他对自己有奇怪的代谢要求:从来不吃午饭,不午睡,像在坐禅,中午是他的苍茫时刻,一中午要给女儿打好几个电话,聊天,视频讲作业,有时候看看手机里女儿跳舞的视频。

  宋若冰不会使用微信付款,以及任何网络支付、手机银行。科里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,需要交任何费用,梁黎直接找嫂子,参加比赛得了一点奖金,梁黎也发给嫂子。这让他显得非常复古。

  后来谜底稍稍翻开一角:宋若冰每年都会倾尽这一年的结余,给女儿买下一个不会过期的礼物,从未间断,他要在女儿成年的时候一起送给她。

  闫伟是整个办公室最沉默的人,行踪神秘,唯一确定可以找到他的时间地点,是下班后的篮球场。同一间屋子工作两个月后,我们才开始有了第一次交流:

  “你是学中文的?”他问

  “嗯。”

  “讲点你喜欢看的书。”

  一个法医正式开始采访一个记者。但很快我们又不知不觉交换了场地:他讲他喜欢的导演是枝裕和,讲他喜欢的小说显克微支的《十字军骑士》,贾平凹的《山本》,给我推荐日本纪录片《中国铁路大纪行》。

  后来某天凌晨三点半,他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,只有两句话:地点、路线。所有客套、人情藩篱都在这10秒里消失。那个雨夜的凌晨出门,我想起周洋说:闫伟是那种人——他说他只能喝四杯酒,就一定会喝完,你要再让他多喝一杯,他真的就倒了。

  从同康路1号的院子看出去,缙云山脉四季常绿,风会吹来草叶、树枝的气息,吸一吸,整个肺里都是缙云山。早上上班的法医,相遇的时候点个头,一个问:“你值班?”另一个笑着答“国泰民安。”

  这像是他们的接头暗号:不要有死亡,不要有现场。

  杨小城跟闫伟在办公室算是同桌,一个静,一个动。没开工的时候,杨小城似乎永远在唱歌:去食堂的路上、爬上值班床的上铺铺被子、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……他唱李健,唱他喜欢却永远记不住歌词的民谣。这个时候,法医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,清风明月,少年锦时,死亡很远。

  那个夏夜,杨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个侦查实验,以及后来他的讲述,让我想起作家鲁敏《九种忧伤》里写的:每个人都如同一枚环形玉器,带有忧伤的缺口,它不被重视,它申诉无门。它在那里。

  杨小城父亲离世的时候,他没在身边,当时他在外地工作,父母在重庆。他人的死亡和亲人的离世,是不同的生命教育。

  所有贫困少年的励志故事都有一个刻进生命的镜头,他的镜头是:父亲在学校旁边摆摊,每次他得了获奖证书,父亲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装好,买东西的人看了搭句腔,父亲就会高兴地讲,是儿子得的奖。

  终于工作了,父亲查出癌症晚期。回重庆的时候,他特地带了一身警服: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。老人是在他回单位的路上离去的,眼里最后的影像,是儿子笔挺端正的样子。

  从那天开始,杨小城觉得心上缺了一个小角。他是从对母亲的迁就上意识到那个缺角的存在:母亲碎碎念,让他去相亲,赶紧结婚,从早上念到晚上,吃饭都没停,念叨了整整8个小时。他没有顶撞一句。他记得父亲离世时他跟自己说:“爸爸走了,更要对妈妈好一些。”

  这句话说得特别慢,时间跨过零点,新的一天开始,窗外依然是黑夜。杨小城背过身,用手掌按住眼睛,深深吸气。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个麻利高效的法医,那个吃饭都在唱歌的法医,不是同一个人。

  天亮的时候,他又会笑着说:“我爸没给我把名字起好。”“小城?哪里不好?”

  “邓丽君有一首歌,《小城故事多》……”

  周洋下班后只有三件事:喝酒、看动漫或者打游戏、把狗洗干净鼻子杵进狗毛里吸狗味。这是女儿降生之前,降生后,第三条换成了把鼻子杵进娃娃头发吸娃。现在下班后约饭,他会说:“你们先吃,我要先回去一趟,吸吸娃。”

  夏天的时候从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过去,会看到一个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烂的周洋,腋下、大腿、后背,巾巾吊吊,看得人悚然:解剖室里发生了什么。

  解剖服像生化防护服,全包围,不透气,不吸水,夏天出汗多的,汗水顺着衣服内壁流淌,多站一阵,地上就是两摊水。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里泡澡的感觉,撕了破口透气。

  他体型接近“纯圆”,总是给人某种喜感,这让他找到了一种方式,讲死亡时举重若轻。比如,他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:最不愿意出勘哪种现场?

  “火灾,烧焦的尸体。那个味道……不不,不是臭,是香!你去过烧烤摊吧?这个气味是很严重的干扰,会让一个法医内心自责,我是来工作的……所以我更愿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。”

  “还有一种是地面铺满了蛆,踩过去,吱吱脆响,又滑,那种触感从脚掌心传上来,肌肉都绷紧了,难受得很。”

  总会有一个时刻,举重就是举重,无法若轻。

  我唯一一次崩溃,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领,从水中捞起来,重新聚回元神。

  死者是个男孩,还没上小学,被亲生父亲杀害。那个父亲,骗他出门去玩,一路带到僻静处杀害。男孩出门的时候多么开心啊,小书包装着喜欢的零食。他说想去河边玩,爸爸就带他去。他永远无法明白,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样子,是父亲杀害他的样子。

  孩子的父母早已离婚,父亲有新的生活,嫌他是个累赘。

 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,已经高腐了,整个头部失去了形状。母亲来认尸,解剖室在长长通道另一头,母亲的哭声穿过通道,像一串串子弹呼啸着打过来,打穿我。眼泪会传染,如同人类的情感会传染。

  眼泪在口罩下无声奔流,我被周洋抓进另一间空着的解剖室。

  周洋沉默了很久,长久得空气像被水泥封住了,然后我听到他说:“都有这种时候。想哭就哭出来,不羞耻。”

  我知道这个时刻,我们辨认出了彼此。

  常红发不吃兔子,刘振江也不吃兔子。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撞死了几百只兔子。

  常红发戏称自己和刘振江是在大坪医院的实验室里,关了两年小黑屋。实验室在地下,没有窗户。他们做的一个课题研究,关于力学传导,要通过撞击机对动物活体的撞击,进行数据取样,在浩瀚的数据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,最终获得人体损伤鉴定方面的研究依据。

  常红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,但却硬生生在实验室里听了两年兔子的哀叫。

 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,他愈发不愿意面对死亡。老家在山西,那时母亲已经脑死亡了,全家都在等他回家,等他来做一个决定:拔管。

  拔管很久以后,他才梦到母亲,“她在前面牵着弟弟妹妹跑,我死活追不上,在梦里哭,哭醒了,一抹脸,手上都是湿的。”

  这以后,他总觉得自己心肠在一点点变得更软,“甚至不敢一个人呆在解剖室。”他喜欢科研,科研是向高处摸索,向亮光处摸索。

  他现在在做有限元模型:把人体用数字化表达,用几十万个点位构成人,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力的传导。

  电脑屏幕上,一个三维的人体模型,在被棍棒击打后,脑部出现了清晰的损伤。这个受力过程,不是动漫设计,是常红发在几百张不同损伤的颅骨CT片里,一点点擦除和提取,获得关键信息,进行推算和编辑后,做成的模型。

  一个人值班的晚上,仔细听,能听到窗外树叶落地的声音。他在这个系统里反复修改,填写,补充。他喜欢这种安宁,重击、损伤,都只是在电脑图像里,屏幕一黑,明早的太阳照常升起。明天七夕,他在手机里给妻子订了一束花,“国泰民安”。

  值班的夜晚,周洋通常会早点睡觉,万一有现场,谁也不知道下一场睡眠要在几天之后了。12点刚过,一个黑影轻轻蹿进值班寝室,俯身看了看周洋。手机电筒突然打开,激光一样直射周洋眼睛。

  周洋眼睛闭得更紧了,他知道是李明,不会是其他人。他觉得李明即使50岁了也依然是50岁的熊孩子。

  李明是人类学专家,在法医人类学领域已经很有成就,他是“西南第一耻(耻骨)”卢涌的弟子。尸体骨骼方面的疑难,他就是新一代的权威,这个权威打完篮球,脱下臭袜子,会突然捂压在周洋鼻子上。

  这一点他遗传给了儿子,小朋友会用儿童手表给父亲报假警,类似广告里那种“爸爸快来救我呀”,气得李明每次打电话都要提醒儿子:“好好呆在幼儿园,不要乱按手表!”

  法医科有一条隐藏的分界线,把罪恶的渊薮和日常隔开。生活的这一头,他们像是特别需要光照,在光合作用里,永远有过不完的青春期。

  冬天的时候,周洋招呼大家吃烤羊,这个情绪身姿都特别稳定的胖子,吃着吃着就哭了。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哭,心里灰灰的,想要释放什么。一桌人都陷入了沉思。烤架下的火苗蹿了出来,悄悄燃到凳子下面,杨小城木然指着火说:“燃起来了哦。”

  没人动,杨小城自己也没动。火燃大了,王昊第一个醒悟过来,然后把气管上的火灭了,呼喊大家赶快跑。

  这种时候很多,每个人隐隐知道为什么,但又都说不清楚为什么。

  周洋最不屑的就是法医科有怕老婆的传统。谢玉波说,早上出门,身上最后剩下5块5,结果被女儿搜走了,周洋表示“哼哼”;李卡纳有一天没带公交卡,找同事借了三块钱坐轻轨,周洋又笑了;李明在家不敢抽烟,到了单位猛抽,周洋说,鄙视他。

  唯一让周洋称赞的是宋若冰,这个恋家狂人的柜子,塞满了各种吃的,茶叶香烟饼干咖啡口香糖方便面,法医们值班饿了,都知道去翻宋若冰的柜子。这些都是宋若冰老婆买的。

  周洋自己呢,工资卡都交给老婆了,剩一点零碎的补贴,他说够用。“300块自由跟30块自由有本质区别吗?”他说有。

  法医大多是学霸,医学院很难考。但是学霸们斗不过小学生的奥数题。

  李卡纳的父亲,是著名大气科学家、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弟子,研究地质。他给儿子选了三个方向:法律、医学、电子,李卡纳把前面两个结合在一起,当了法医。

  他的名字曾经被人反复讨论其中的科学感,他没有辜负这个名字。我问死者为什么绑缚了50斤石头沉江还会浮上来,他给我讲一串水的比重、各种类型石头的比重,以及尸体巨人观以后的胀气,然后用一串公式推导出来。我在心里给他发了个表情包:“打扰了!告辞!”

  “科学家”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,唯独奥数做不出来。午休时间,他经常带着女儿的奥数题来找周洋和宋若冰,这个面积那个阴影,三个脑袋趴在一起,纸上画来画去,还要争,急了就互相伤害,拿智商碾压对方。猛一推门进来,我觉得误入了高中教室,又想扔个表情包:“打扰了!告辞!”

  网上鸡汤流传度很高的一句话是:除了死亡都是擦伤。

  谢玉波母亲瘫痪卧床8年,脖子以下毫无知觉。疾病把母亲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,父亲一个人独自照顾,还要下地干农活,翻身喂水排便,都是定时,比闹钟还准。整整8年,母亲没有长一处褥疮。

  送走母亲后,谢玉波第一件事情,就是帮父亲寻找一个老伴。父亲不急,他急得很。“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,死亡要快速翻过去。”现在父亲和谢玉波找的阿姨快乐地生活在一起,主城带带孩子,老家修修房子。

  周洋以前在区县工作,带他的法医,比他大12岁,要求严。头一天,他还在批评周洋,说桌子太乱,不收拾,周洋不吭声,心里嘟哝悄悄翻白眼。第二天,这个法医就出事了。

  那是冬天,阳光照不到山的背阴面,公路上有暗冰。山路弯多,开车从朝阳的坡面绕过去,车速快,一拐弯就进了背阴面,来不及减速,车在冰面上直接甩出去。

  周洋去做的尸检。“有一种不真实的穿越感,这个人不是还在批评我吗?怎么突然就没了……”

  我想起第一次对话式采访,周洋说,有几种现场他特别怕出,其中有一种就是“死者跟我同名同姓,跟我亲人同名同姓,跟我同事朋友同名同姓。”母亲去世,前三天,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

  “死亡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尸体,手上会有余温,身体也有微温。我拉着他(她)的手,会有幻觉,像拉着一个活人的手。”

  周洋开车很慢。有天早上上班,开车在内环快速路上,遇到7次危险的贴身超车,他不发火,不路怒。

  法医科长夏鹏很潮,冬天穿那种笔挺的H型驼色羊毛大衣,窄腿裤,鬼冢虎的鞋,脚踝露着,从不穿秋裤。很难想象,一年多以前,他比现在重30斤,他硬生生跑步跑掉了30斤脂肪。这是A面,上班的时候,他是另一个人。

  值班的早上,夏鹏把自己的工具箱挪了一个方向。值上一个班,他出了一个现场,只要出过现场,下一个班,他一定要做一个微小的改变,箱子换个方向,或者多放两把止血钳进去。

  “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,这个班一定要平安无事。类似他们打招呼说,国泰民安。”

  他是法医科的“箱子杀手”:他会不定期,毫无规律地突然抽查箱子,每个都不能错,不能少。

  他解释过这种对细节的苛刻:“崩塌往往就是从细节开始的。法医出现场,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,一个细节都散不得,一散就是全部散。”

  他给他们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。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分局,有一次做解剖,开颅锯拿掉了,痕迹同事帮他出去拿。他一个人在解剖室继续解剖,外面是一个长长的通道,通道两侧摆满了尸柜。同事出去以后,整个通道安静得瘆人。

  他在进行口腔探查,突然,尸体咬了他一口。刚好,殡仪馆的灯突然灭了。他慌张了,连手术刀都没有放下,就往外跑,一直穿过长长的通道,站到门口,等同事回来。

  夏鹏从不相信灵异,他知道科学的答案:自己肯定是碰到死者下颌的某个位置,导致死者牙齿动了一下。如果同事在场,他们甚至会互相开个玩笑。夏鹏告诉法医们,从此以后,他再也没有拿掉过一样东西。

  他也会“恐吓”科里的法医:给AI输入系统知识和现勘资料,像阿尔法狗学习围棋那样学习法医学,以后你们就会被取代。周洋不太相信:“人命关天的事情,请问AI可以签字负责吗?”

  在实战部门带队伍,没人能当翘脚老板,“领导”有更丰富的外延。

  夏鹏会敲打兄弟们的私人生活:“下班吃饭要AA制哈,我教过你们,微信里的AA付款,不要给任何兄弟增加负担。”兄弟们也敲打他:“喊你不要跟娃儿急,不要凶,不要吵,不要吼娃,都是亲生的……”

  法医科北方人多,占了一半,每年大年三十值班,夏鹏都会请来李明的母亲,一位辽宁阿姨,做最正宗的手擀面,包饺子,值班的法医们,也过一个北方春节。

  这是法医科最有味道的一顿午饭,家属带着孩子们,来陪伴一两个小时,过一个短暂除夕。猪肉白菜馅的饺子,常常被其他科室值班的同事蹭走一半,法医们的孩子,围着大人追来追去。这个时候,法医们觉得夏鹏就是个大哥。

  夏鹏小时候有两个理想,一个是警察,一个是医生,命运想了想,混搭一下,让他当了法医。职业改变是从对弱者的敏感开始的。

  夏鹏小时候读重庆一中,他是这个重点中学里的熊孩子。语速快,反应快,动作快,爱欺负人,图个乐,喊同学交出饭票来。也不是真要,别人喊他大哥,恳求两句,他就还给别人。同学觉得他是“社会人”,不敢跟他耍。

  做了法医,像变了个人,尤其有了女儿后,所有跟孩子有关的案子,他都特别敏感。

  一个两岁多的农村女孩,死在一个冰凉的夜晚。父母出门打工,孩子一直带在爷爷身边,那间农村土房子,又窄又乱,床是那种竹凉板搭在垫起的砖头上做的简易床。平常都是爷爷带着孙女睡,这些日子,母亲回来了。

  小女孩脸色苍白,家里人以为是病死的。夏鹏反复看她的口腔和眼睛粘膜,窒息征象不太明显,但有,要非常仔细地看,很细小的小点。病死是普通人含混的说法,法医出具的死因里,没有“病死”这种说法。

  女孩的死因是外力捂压导致的机械性窒息。再查下去,凶手是孩子的母亲,也是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,女儿是个负担。

  夏鹏想到自己的女儿,想到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婴儿,是在电梯里,她在哭。他还没来得及给妻子拿麻药去手术室,女儿就出生了,电梯里碰到护士抱下来,他恨不得抢过来自己抱着。

  怎么会有人下得了手?

  曾经一起儿童被袭击的案子,夏鹏没有去。常红发、闫伟和孙广胜去出勘的现场,去做的伤情鉴定。

  常红发和闫伟还没有做父亲,夏鹏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安排。工作都是训练有素的,但不同的人,心上会留下不同的痕迹。

  夏鹏做了十几年法医,命案发案率比他入行的时候低了接近80%,但是青少年自杀这类死亡,在增多。“做父母的人,会特别敏感,会追问自己,我做得好不好,我真的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吗?”

  女儿小忆读小学5年级,他跟李卡纳和宋若冰一样,焦虑同样的问题:“我明明是个学霸啊,孩子明明是亲生的啊,数学怎么就不像我?”

  小忆在天分上更靠近妈妈,情感细腻,语言有灵气。几年前,夏鹏和妻子出国旅游,出发前的晚上,小忆非要看一看妈妈的箱子。到达后,夏鹏打开箱子,在衣服中间看到小忆悄悄塞进来的纸条:爸爸妈妈,祝你们玩得开心,你们不要忘了我。

  从此以后,夏鹏休假出门,都要带上女儿,“在她长大离开父母以前,每一天都是珍贵的一天。”

  因为自己做法医,因为孩子是女孩,夏鹏的安全教育从很小就开始了,碎碎念,反复念。小忆5岁的时候,他做了一次测试。

  他和妻子带女儿逛街,走着走着就在后面藏起来。他一直教女儿,走丢的时候,不要害怕,不能大哭,不能吸引周围的人注意。要沿着大路走,去找穿制服的人,告诉对方父母的名字和单位。

  小忆发现父母不见了,没有哭,但也慌张。她四处张望,想哭,但在努力忍。然后她沿着大路往前走,忍不住了才开始哭。

  夏鹏给女儿说得最多的话是:活着是最大的价值,无论如何艰难,不要放弃生命,要努力生活。他知道小忆现在不会完全懂,但他要种下一颗种子,他相信种子的力量。

  浮士德与魔鬼签署协议,以灵魂作为交换,让魔鬼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抵押灵魂的人,有时候就在我们身边,每个人身边。

  王小伟以前出得最久的一个现场,用了12天。一个农村的大家族,从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开始,各房叔伯婶子,有瘫痪的,也有健全的,都有人相继死去。深山里的村子,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,都像风中的苇草,一伏,一伸,不惊奇。话多一点的,无非讲这家人着了魔。

  在家族办丧事的答谢饭桌上,有人吃着饭,就倒了下去。

  投毒案的勘查工作量很大,每一处居所,每一样可疑物件,都要一一提取。仅仅一间厨房的碗碟容器,就提取了上百个检材。最后的检验报告和案卷,堆起来,比两张办公桌叠起来还高。

  王小伟第一天就在一个白色瓷碗里,提到了毒物,确定了案件性质,现场的人都绷紧了一根弦。

  家族人多,调查笔录也多。山区村子离县城远,条件有限,民警厨房在做笔录。一个女子在旁边走进走出,她咿咿呀呀有语言障碍,但听力完全正常,是家族一个兄弟在外地打工带回的女友,就在厨房给大家做饭倒水。

  几天后,在家族一个兄弟的面包车里,民警看到一瓶盖子拧开过的饮料,女子招呼民警喝。没有人喝,但迷雾似乎在开始散去。

  当天晚上,这辆面包车后座的脚垫上,法医发现了微尘样的白色粉末,凭经验和直觉,大家都知道危险逼近了。

  女子被抓了,所有证据都指向她。抵押了灵魂她要什么?她要家族的房子,要家族的另一个哥哥,要给自己曾经受过的欺负出口恶气,要到后来,只是一桩罪恶掩盖另一桩罪恶。

  她扔掉的毒药,一会指是东边的垃圾山,又指认是西边的半坡崖,民警和消防员一起,身上拴好保险绳,吊下山崖,一点点翻找。

  王小伟说这不是危险时刻,真正的危险,是证据跟凶手赛跑的时候,魔鬼就在你身边,你甚至感觉到它在,但你不能管它,你只能向着证据的方向跑。

  那瓶打开的饮料,已经被那个讲不出话的女子投毒,车里的白色粉末,就是她往瓶口灌入的时候,洒落的。王小伟他们跑赢了,跑的时候,魔鬼就在身边同行。

  杨小城曾经教我如何戴手套,如何拿手术刀。那种解剖用的白色乳胶手套,我戴上第一层,死活戴不上第二层。我把手术刀递还给他们的时候,刀头朝外,一屋子的法医都吓得跳起来退了一圈。

  手术刀只能放在解剖台上或者器械盘里,刀头不能朝向任何人。刀锋嗜血,解剖室嗜血。

  刘振江在昆明医科大学读的法医学研究生,研一开始,就要跟着师兄们出现场、解剖。大河淹死会水人,危险往往出现在熟练后的大意阶段。快毕业的时候,刘振江解剖了一具男性尸体,他的手被扎破了。

  那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,刘振江锯开老人的颅骨,下一步是掀开顶盖。顶盖靠后的中段位置,有一块凸起的骨刺样硬物,要用力气掀开。就在用力的时候,他手滑了,食指被那处凸起刺破,刺穿两层手套,刺进肉里,血涌出来。

  老人的血检艾滋病阳性。一个尚未毕业的年轻人,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另一种面目。在等待自己检验结果的那一周里,他什么都没心思做,他在昆明著名的金马碧鸡两个牌坊之间走来走去,坐一阵,走一阵。他很害怕,又不知道怎么诉说。他问自己,未来的职业生涯,你害不害怕?

  那只是一次有惊无险,一个对年轻法医的警示:你想好了吗?

  刘振江后来再也没有在工作中受伤。法医科每次查案,一屋子的人唇枪舌战,常常是他默默起身,烧好开水,给同事们一一掺茶倒水。他办公桌上贴着唯一一张便利贴:每天早上9点前必须打卡。前一晚睡在单位值班的人,不进大门口,往往会忘了早上这一波,他不允许自己忘。这样的人很难再受伤了。

  远郊区县的一个深夜,一辆行驶异常的小轿车被拦了下来,一对神色慌张的父子,讲话语无伦次。打开后备箱,一个60多岁的女性死者蜷在里面,脖子上绑缚着绳结。

  死者是父亲的妻子,儿子的妈妈。

  按这对父子的说法,死者身患直肠癌晚期,痛苦不堪,渴望解脱。家住在城里的小区,不远处就是长江,老人想过跳江,但传统观念里又怕找不到尸体,无法入土为安;想从家中高层阳台一跃而下,又觉得砸碎的肢体过于血腥。

  想来想去,她决定上吊自杀。走不动路了,她恳求家人开车,送她去老家果园,找一棵树。

  脖子上的绑带,是女式大衣腰间那根腰带。父子俩送她到树下,然后走到远处,不看。半小时后回来,把死者取下来。

  刘振江要做的工作,是从死者身上寻找证据:这对父子讲的是真话,还是他们谋杀了亲人?

  解剖室建在半山腰的一块凹地里,特别兜风,秋天的风冷得像严冬。解剖的时候,刘振江发现,死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胰腺等多个脏器,身体消瘦,接近恶病质。

  他问我,是否知道直肠癌晚期症状?我不知道,但想起采访过的医生讲过宫颈癌晚期症状:粪、尿,所有能漏的都漏,人会散发恶臭。他叹息了一声,没有回答。

  没有证据指向是谋杀。但教唆、帮助他人自杀,根据刑法,也是罪。

  刘振江是法医科少有的不抽烟的人,工作结束,他解乏的方式是长时间沉默,既不看手机,也不讲话。我等到他沉默的尽头,跟他聊到“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,有多大的自主权”,他想了想说“一个警察,只能在法律的框架里工作,不能跑到法律的前面。”

  情感和伦理有时候会把人逼进死角问:你相信血缘吗?相信孩子都是天使吗?

  一个废弃的居民房背后,有一条阴沟。一个8岁的小男孩,被发现的时候,面朝下,脸扑在沟里。背上盖了一块泡沫板,没有盖住头和腿。

  最后一个看到男孩的是他12岁的哥哥,当天下午跟弟弟出门买饼子,哥哥自己回家了,弟弟说再玩一会,自己走远,再也没回来。

  主流意见倾向于是一个意外:男孩意外跌落到阴沟里,脸埋在水里窒息死亡。周洋觉得不是,“身上遮盖的泡沫板,风吹过来正好盖在躯干部分?有这么精于计算的风?”

  他觉得是一个未成年人作的案,心智不成熟,一张板子盖住身子,以为是藏尸了,就像小孩逮猫猫的时候,顾头不顾尾。

  法医要为自己给出的方向负责,坚持一种判断是需要勇气的。科长夏鹏也是执拗的人,他不管哪边声音大,意见多,他只站他认为对的那边。这次他站周洋。

  侦查员很给力,始终信任法医,始终没有放弃。坚持走访调查3个月后,案子破了。

  12岁的哥哥作案。他认为弟弟很坏,不爱学习,调皮捣蛋,杀了熊孩子,他是“为民除害”。

  法律如果是零度,伦理也许就是人的体温。真相的背后,是一个家庭破碎的悲剧。“杀人案,人们通常不愿意往未成年人身上去推测,尤其是血亲。”周洋说,通常情况下,也不提倡首先怀疑近亲作案,除非有重大嫌疑,否则容易造成家庭撕裂。“侦破也要考虑人。”

  “法医这个工作本质上很压抑。”撞上伦理的墙,就更压抑。

  苍茫才是人间的底色,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。

  有些人的高光时刻,是在聚光灯下,有些人是在一些平凡的瞬间。

  宋若冰曾经在外地工作。出得远的现场,车都开了一天多。没有条件把尸体运送到城市里的解剖室进行解剖。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工作,只有在现场进行解剖。

  那是一个山谷,湍急的河水汹涌撞击河里和两岸的大石头,找不到完全平整的地面,只能在石头上解剖。天渐渐黑下来,同事们只有打开车前的大灯照明。入夜的高海拔地区,空气冷得像坚硬的石墙。雪花落下来,一层比一层密。

  宋若冰手僵了,肋骨在发抖往胸腔里收,他要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动作不走形,要快,要准确,家属就在不远处看着。

  “成就感有时候不在工作本身,而在一些意外的小时刻。”

  有一次出现场,道路塌方,巨石挡了去路。宋若冰急了,拦了一个骑摩托的藏族青年。青年摩托车后面挂着两个竹筐,刚刚从山上采了两筐新鲜的松茸,送下山去卖。

  松茸是城里餐桌上的珍品,两大筐,都是藏民一支一支山里挖的。青年听了宋若冰的求援,二话没说,把筐子里的松茸倒了一半,让宋若冰踩进筐子,他送过去。宋若冰给他钱,他一分也不要。

  同事给他和青年拍了一张照片,他把照片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。照片上两个人都在笑,西藏的阳光照得人身上闪闪发亮。

  一位中年大嫂,曾经给杨小城送过一篮子鸡蛋。

  那是在外地工作的时候。大嫂跟弟媳发生了争执推搡,农村的田坎,一米多高,弟媳摔下去,摔伤了腰。杨小城的鉴定结果是轻微伤。弟媳不服,找了杨小城的上级,得到她满意的鉴定结果:轻伤。轻伤可让对方入刑,警方将对大嫂采取措施。

  杨小城去现场实地勘察做过侦查实验,这个高度的松软土坡,45度倾斜,人的姿势是滚落,几乎不可能造成椎体滑脱。他怀疑弟媳在事发前腰椎已经有问题。

  轻伤鉴定出来后,他又去了一次现场,他坚信自己没有错。

  杨小城让弟媳拿一张以前拍过的片子来。那是正常的腰椎影像,没有任何损伤,有那么一瞬间,他觉得自己把自己逼进了死角。

  事发前后,两张片子,一张完好,一张椎体滑脱,推打摔跌造成轻伤,逻辑完美。只有一个漏洞:受伤后的片子里,宫腔里有一个金属节育环的影像,受伤前没有。

  杨小城默默抄下片子一个小角落里的编号。他去医院翻底片,挨着编号找,果然查出来,编号是在登记本里重新插进去的,这是一张新拍的片子,是弟媳找另一个腰椎完好的人代拍的,她不敢拿出自己以前真实的CT片。

  那是外地一个小城市,一年要做几百份鉴定,法医像半个侦查员。他曾给另一个“耳聋”的人做完鉴定,那人走远,他突然大喊一声那人名字,对方本能回过头来……每个法医的灵魂里,都住着一个刑警。

  他推翻了上级作出的鉴定。他跟前辈打了一个电话,表达了自己的坚持。少年意气,就像衣服的前胸画着一个圈,圈里写了一个“勇”。

  案子一直送到省厅。最终采用的是杨小城这份鉴定。大嫂放了出来。

  他不认识那位大嫂,当大嫂提着一篮子鸡蛋硬塞给他的时候,他完全没反应过来。他不要大嫂的鸡蛋,但他永远记住了那一篮子鸡蛋。

  闫伟抓过一个凶手,凶手不是人。

  那是山区农村,一个大山包,缓坡上去都是农田。现场就在一家农户的农田,一对老年夫妻,相距一两百米,双双死亡。两名死者身上都有严重的创伤,胸腹、后背、脖颈,大裂创形状不规则,分布没有规律,但显示出凶手的巨大力量。死者的衣物翻卷,随身物品凌乱分布在现场,像是随意的翻捡、抛撒。耕地的犁头,已经折断,倒在地里,像在说着什么。

  那一天,山区下雨,雨水冲刷着泥土和秧苗,没有目击者,有价值的痕迹很少。

  在致伤工具上,闫伟卡住了。死者的伤口是一种异形工具造成,不是常规的斧头、木棒等钝器,形态很难描述。创伤分布也很奇怪,凶手虽然残忍,暴力巨大,但死者没有抵抗伤。不是一种寻常的杀人逻辑。

  闫伟没有遇到过这种现场。但直觉和经验都在提示,凶手不是一个正常人。

  会不会是耕牛?偏离思维套路,都需要勇气。闫伟做的尸检,死者身上的裂创,像是牛角横扫、从下往上挑、撞击等多角度造成。人力难以形成的巨大暴力,胸部挤压,牛角、牛蹄和犁头都可以造成,牛也没有人类的逻辑。

  他和同事去找牛,发动村民找。牛找到了,情绪不稳定,闫伟要做的工作,是在牛角上提取死者的生物物证。

  没有人能靠近牛,牛的眼神里充满了戒备。民警找来当地兽医,按剂量注射麻醉剂,不管用,牛不睡。又给牛灌白酒,一瓶两瓶,牛喝得眼睛发红,还是不睡。他们试图绑住牛的腿,不行,没人能靠近。

  最后等牛平静下来,闫伟靠篮球运动员一般的臂长,远远伸过去擦拭牛角,提取了关键物证。

  其他各种证据也陆续到位,牛被证实是凶手。没人知道那对夫妻,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激怒了牛,挣断了犁绳,撞断了犁头,冲向主人。

  我问闫伟最后这头牛怎么样了?处决了吗?他头也没抬,回答说:“有人提过杀牛。我不知道,我没问。”“你不想知道……”

  诗人里尔克在《严重的时刻》里写:“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/无端在世上死/眼望着我”。历史中很小的时刻,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来说,是他们的大时刻。

  法医见证的,都是大时刻。

  汶川地震既是个人的大时刻,也是历史的大时刻。夏鹏去的映秀,跟总队的法医团队一起。

  夏鹏和同事搭的帐篷,就在小学附近,他们去的那天,经过学校门口的废墟,听到废墟里面有狗的哀叫,他们想救,没有工具,狗埋在深处,看不到,只听得到。过了两天,再也没有声响。

  5月14日以后,整个映秀上空尸体的气味越来越浓,空气越来越凝重。所有作业的机器都24小时全开,人分成几班倒,消防员挖出来一个遇难者,痕迹马上拍照,进行个人物品的辨识和固定,法医马上取生物检材。

  前两天,家长们都坐在校门废墟外不远处,等待中互相安慰。出来一个孩子,家长围过来,有人崩溃大哭,没哭的,默默走开。渐渐的,家长越来越少,越来越沉默。

  夏鹏每天抽空写日记,写他眼睛看到的一切。

  他看到一个老婆婆,背着一个背篼,背篼里有一双崭新的儿童鞋子。婆婆每天都来围着学校转,围着法医转。她说她有两个孙子,一个调皮,一个听话。地震的时候,调皮的逃学,在外面骑自行车玩,幸运躲过了一劫。听话的在学校读书,至今没有下落。背篼里是这个听话的孩子最喜欢的鞋子,她说如果找到人了,她想给娃娃穿上。

  夏鹏写自己和同事们的改变,每个人都在抢着做事,换班了又抢着去搬东西,去帮其他工作人员发放物资,抓小偷。余震的时候,后面的大山轰然作响,没有人惊惶,每个人都想用完自己最后一点力气。

  结束工作回重庆,夏鹏带回了一件警服,警服每天喷洒消毒剂,已经变色,紫红色的痕迹在藏蓝色上重重叠叠,像是涂鸦。他把它挂在那些崭新的制服中间,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件。

  两个月后,女儿出生,他才觉得,他是真的回来了。他再也不想出发,同康路1号,希望永不出发。

  2018年,重庆现行命案破案率:100%。每一个法医的名字,都嵌进了数据,嵌进了历史。

  (由于法医工作的特殊性,除警方供图外,均采用了模拟现场的方式拍摄)

  来源:重庆晚报慢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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